作者：王鲁湘、何云波

【编者按】2025年9月22日，著名电视人、文化学者王鲁湘回到故乡娄底，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的师生们分享他“读书与行路”的历程和体悟。这场主题讲座以对话形式展开，担纲主持的是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、我国首位“围棋博士”何云波。以下是讲座实录整理稿，首发于何云波教授的“棋禅一味”公众号，凤凰网国学频道受权全文刊发。

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校长盛明科教授为王鲁湘“读书与行路”主题讲座致欢迎词。

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（左）分享“读书与行路”，湘潭大学何云波教授（右）主持本场讲座。

一、从蓝田走向世界

何云波教授（以下简称何）：非常高兴应盛校长的邀请来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，有机会和王鲁湘教授交流学习。机缘难得，我们是校友、系友，王老师是湘潭大学77级中文系学生，我是79级。王老师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现在是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，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，李可染画院理事长，还是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，策划并主持过《纵横中国》《世纪大讲堂》《文化大观园》等著名节目。他从学者到电视节目主持人，作为一位“文化行者”的人生经历，相信会带给同学们关于读书与人生的许多启示。首先，我好奇的是王老师的名字“王鲁湘”，“鲁”是山东，“湘”是湖南，想问问王老师与山东、湖南究竟是什么关系？

王鲁湘教授（以下简称王）：老师同学们好，何教授好！很高兴第一次来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。何教授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初识我的人都会提到的问题，因为名字里有着文化的密码。我父母都是山东人，他们在1949年随解放大军南下，母亲是南下工作团的一份子，到湖南后扎根娄底。我母亲在娄底做新政权建设和土改工作，而我的父亲是四野47军的军官，他的部队在邵阳、衡阳一带参加衡宝战役。后参加湘西剿匪，之后转业到涟邵地区。

因此我出生在邵阳，后来到蓝田，在蓝田生活到26岁。父母那一代人作为大规模的军事移民，怀着对家乡的怀念，就把共同的家乡“鲁”放在前面，我的出生地“湘”放在后面，于是就有了“鲁湘”这个名字。“北有山东，南有湖南”，这两个省份的文化贡献和文化权重是无与伦比的。懂中国历史文化的人，会从中联想到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文化和历史脉络。

何：所以说王老师的名字很大气，王老师写过《神明之地》《冰上鸿飞》《书卷山河》《风雨赋潇湘》，书名也非常大气。我记得王老师有一次在接受湘大记者访谈时提到，2006年10月26日，曾国藩195岁诞辰那晚，他摸黑走山路到曾国藩出生的白杨坪，一条小溪在此发源。这条小溪是长江无数源头之一，流入涟水，流入湘江、洞庭湖，汇入长江，直趋东海，每走出一程，局面都更壮阔。曾国藩的人生轨迹恰似这条小溪，他出生于小溪，求学于涟水，起事、创业于湘江，功成名就于长江。这使我联想到王老师自身的经历，也是从涟水源头的蓝田到湘江之畔的湘大，再到北京、香港，最后走向世界，造就了今天的人生。王老师的成长，可能也与齐鲁文化、湖湘文化息息相关。其中，湖湘文化有两方面，一是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，二是湖湘文化内在的韧性、蛮性、诗性、野性。此外，蓝田也是王老师频频提及的地方，蓝田是抗战时与桂林、昆明齐名的文化、教育中心，甚至《围城》里的“三闾大学”，原型就是位于蓝田的涟源一中，也是王老师的母校，因此，我想问问这些文化对王老师您有什么影响？

王：蓝田是个文脉深厚的地方。抗战时期，国立师范大学、西南交大、唐山工学院、周南女中、岳云中学等很多名校都迁到了蓝田一带，还有著名的报人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法学家、考古学家等等，那时可以说是大师云集，学风既严谨又时髦、现代，还有美军机场。国立师范大学的女学生和飞行员跳舞、穿比基尼游泳、英语系的师生演出莎士比亚话剧……可以说很“潮”，开风气之先。而这股强大的文化力量，也源于湘军传统与抗战西迁的融合，众多湘军将帅的后人将宅邸贡献出来作为校舍，接纳了这批教育火种，这塑造了当地重教兴文的传统，影响了后来几代人。

结合我在蓝田长大的经历，我认为湖湘文化除了野性，还有血性、忠义、浪漫，娄底的梅山文化和湘乡的湖湘文化就体现了这些特质。我在蓝田长大，有很多回忆，比如小时候听很多鬼故事，大人说河里、塘里、小巷、老屋子、山背后、枫树林里都有鬼，吓得我晚上不敢出门，长大后才明白“楚人好巫鬼”是延续两三千年的文化传统。所谓的鬼，其实是不愿离开我们的先人，他们想以特别的方式和我们见面。

另外，蓝田崇尚武术，当地人多多少少会练点武，逢年过节，乡镇之间游街拜年时，会有把式带头比武。此外还有两种独特的武术，一是点穴，打或捅对方某穴位，能让人站着不动或瘫倒；二是神打，只要把对方的名字、生辰八字写在纸条上，念符咒后烧了，把灰倒在小酒杯里，放到家里堂屋神龛上，就能隔几十里、几百里打到对方，对方都不知道如何受的伤。不过，我小时候只是听说过，不知道真假。这种习武之风是从历史中来，我还在凤凰卫视做《纵横中国·湖南篇》时，从娄底带了个“禾千”道具到现场，是硬木做的扁担，两头用生铁锻打成长达一尺多、很尖的类似矛的东西，它是用来挑稻子、棉花、茶叶等体积大但重量不大的东西的扁担；同时它也是武器，两头有攻击能力，出门拿它就像拿着长矛。过去蓝田是山区，道路很窄，一边是壁崖，一边是田，两人面对面走来，无法错身而过，必须有一人退回去。那时候的人很“蛮”，两方都会站在路中间，把“禾千”一横不让对方走，对方也不让，两人能站一天，谁先动谁就输，就是不服输。

彭燕郊教授说的湖南文化的“野性”，对诗人而言，就像尼采诗中崇尚的“野蛮之力”。这个词现在多带贬义，但其实它是一种旺盛的、未受文明驯化的原始生命力，而驯化这种野性的是中原儒家文化。为什么杨家滩会成为湘军的摇篮？因为从这里到蓝田，是湖湘文化和梅山文化的结合部。曾国藩组建湘军时，带兵军官是湘乡的教师爷、私塾先生，代表儒家文化；以忠义卫道来作为湘军的政治纲领；士兵是蓝田以西包括新化的朴实山民，代表野性。这两股力量结合形成的战斗力，就是血性，正是湘军的战斗力。

何：王老师，您做美学、美术史研究，自己也画画，您的画和字都很有功底，是跟谁学的呢？

王：完全是自学的。还在蓝田时，我和另外一位同学，后来成为广州美院教授的谢伦和教授，就几乎承包了学校和街道的所有墙报。我父母其实文化水平并不高，当兵时是文盲，后来读了两年干部文化补习班，算扫了盲，给了个初中文凭。我的启蒙老师是我家姓熊的一位保姆，她是地主的小老婆，年纪很轻，土改后她丈夫进了监狱，她生活无着无落，经人介绍来到我家，到我上学之后，她都一直带着我，最后她是身患淋巴癌在我家去世的。她非常聪慧灵秀，画画、读书、绣花都会。我就是跟着她，今天画个赵子龙骑白马，明天画个喜鹊登枝，没有正规材料，我就在旧报纸、撕下的书本页上用铅笔、钢笔涂抹，有时也在墙上和地上乱画，可以说是自学成才，就这样在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我完成了最初的美术教育。我经常会感慨，如今许多研究美学和做文学评论的人缺乏艺术实践，难以真正品味作品妙处，而童年的这段经历让我获益匪浅，不管我从事什么工作，一直没有放下书画，令我终生受益。

二、高考经历与湘大求学时光

何：儒家文化让王老师成为有使命担当的著名学者，但“吃得苦、霸得蛮、耐得烦、舍得死”的湖湘精神以及浪漫之气，还有野性，在王老师身上都有体现。刚刚王老师提到湘大，提到野性，湘大也常被说成是一片充满野性的原野。当年王老师他们进去时据说只有4栋房子，很荒芜，却充满旺盛的生命力，因此我想湘大精神可能也是湖湘文化的体现。我想问问王老师当年怎么想到考湘大，怎么与湘大结缘的？

王：1974年我下乡到杨家滩，当了4年知青。1977年，邓小平同志和一些中央老同志决定恢复高考。当时我在的知青点很偏僻落后，在山里，不通电、没公路、没广播、没报纸，对外界完全闭塞。我的好朋友吴志宪（后来当了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），那时在涟源机械厂当学徒，当翻砂工，他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后，坐火车过来，再走十几里山路找到我，给我看报纸。我们俩分别从知青点和工厂请假，一起到冷水江他姐姐家，关起门复习了一个月，然后回到各自考点，我的考点在太和公社的中学。记得每天清晨从知青点起来，走十几里山路到杨家滩买两只糖包子，再走几里路到考场。高考作文题就是《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》。很可笑的是，我把大部分复习时间花在物理和化学上，结果考文科不用考这两门，还好最后被录取了。

录取消息要等到第二年春节期间，地方政府敲锣打鼓、放着鞭炮上门送录取通知书，当时喜气洋洋的气氛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之后我就离开蓝田，到湘潭大学中文系读书。当时我一进学校就愣住了，那里像一片黄土高坡，地表土都被掀开了，春天融雪下春雨，到处是很深的泥巴。山坡上只有4栋学生宿舍，图书馆、教学楼、科研楼、办公楼、教师宿舍通通都没有。后来我们亲自参与了学校的建校，后山现在的一片树林，都是我们栽的，这是非常幸福的回忆。别的大学生是进校园读书，我们是亲手建校园。

何：七、八十年代湘大的那批学生对湘大感情特别深，就是因为和湘大一起成长，亲自参与校园建设。王老师说的植树经历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，如今这郁郁葱葱的校园，确实是我们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。77级是很优秀的一届，因为中国积攒了十来年的优秀学生，造成万人过独木桥的局面，那一代人能走进大学真的很不容易。王老师能走进湘大，湘大能有王老师，这是互相成就。我在很多场合看过王老师的访谈，经常听到王老师谈到当年读书的情景。我记得同是77级的高源写的《湘大往事杂忆》里说，他们那批学生的特点就是“嗜读如命”“执着霸蛮”，这可能是那一代学生的群像。所以，我还想请王老师谈谈当年具体的读书经历。

王：好，跟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读书小故事。当时没有图书馆，也没有教材，教材都是我们用钢板和蜡纸刻出来的。书籍内容来自老师的藏书，像现代文学短篇小说、诗歌、当代文学作品、外国文学作品等，刻出来印好装订成册，有股油墨味，我们叫它“蝌蚪文教科书”，我想全国大概只有湘大这样。没书看就自己买，所以当时湘潭雨湖的新华书店基本是给湘大学生开的。作为小书店，过去面对市民，是卖不掉这些学术著作的，因为有了湘大，才开始采购大量社科类学术书。书店每次进书后，就会到我们宿舍粘贴告示，列出新到的书。

有一次来了新书，我凌晨3点就起床，跑30多里路到雨湖，结果天还没亮就排到第100号了。轮到我时，我想要的外国文学书都没了，但买到了4本《管锥篇》，厚厚的，里头有5种语言，摘录了世界各类典籍资料，被认为是“天书”。还买到了赵朴初的一本诗集、李准的中篇小说集《李双双》，这三本书后来让我受用无穷。我到北京后见到李准先生，跟他说过自己半夜跑30里路买他书的事，他听了以后也很感慨。

还有一次，周末我和几个同学去长沙爬岳麓山，岳麓山下是湖南师大，那里有几个我的中学同学。我在一个同学床头看到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，是文革以前的老版本，在得知距离还书还有一个星期时，我放弃了爬山，把书借回湘大，将近40万字，抄下来，夜以继日地抄。大学期间我抄的书、做的卡片，最后有几麻袋。

何：同学们，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给点掌声！你们想不到当年我们那代人求学是多么地嗜读如命。现在很多学生觉得读书苦、苦读书、读苦书，但我们当年更多享受的是读书的快乐。林语堂先生说读书就像谈恋爱，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“苦学”两字是骗人的话，当你读书读出了“读你千遍不厌倦”“读你的感觉像三月”的感觉，何苦之有？

我记得在一篇访谈里说，王老师说他在湘大，就是一个“知识的饿鬼”，面对一桌丰盛的大餐，该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。所以尽管从前条件艰苦，但我们在湘大确实度过了读书的快乐时光。我记得当年湘大有几个轰动性的事件，其中一个是77级中文系学生创办了刊物《来者》，王老师还画了张革命烈士张志新的裸体画，成了一个校园事件。我想请王老师谈谈其中的经过。

王：当时湘大的校园环境虽然没法和老名牌大学比，但学校还是有不少图书的，全国各个高校支援了我们几十万册书，只是没建图书馆，没地方存放。尽管学习条件艰苦，学生的文艺社团、文学团体和刊物很多，其中，比较著名的就是我们编的《来者》——《来者》的刊物封面和墙报的画都是我负责的。引起轰动的是其中一期墙报画，我用一张大的4尺纸，画了张志新烈士，裸体骑着老虎，弯弓射箭。这是一幅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作品，颇有辛弃疾“西北望，射天狼”的意味。当时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在报纸披露后，成为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，为了纪念她，我们出了这期特刊，结果没想到成了类似“精神污染”的事件。一是在人来人往的宿舍墙上画女性裸体，有些人觉得这是一种大逆不道；二是有人对画的含义有各种奇怪的解读，质疑其政治含义。学校有关的领导也找我谈话，不欢而散，最后事情不了了之。因为中文系很多老师与其他老师表示了理解和支持，刊物也没有被停刊，只是引起了一点风波。

何：80年代是文化启蒙、思想解放的时代，张志新烈士其实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先躯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她的思想是美好的，当然，人的身体也是美的。

王：对。人的裸体，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在西方就是真理的象征。

何：我们既热爱世界，也要热爱自己，欣赏自己。人除了要有身体之美，还有要有精神之美，有思想的创造力，塑造全面发展的美好的和谐的人，也是我们教育的目标。王老师现在被称为“知道分子”，这体现了王老师的博学，这是不是也和当年在湘大的求学经历有关？听说您除了中文系的课程以外，还经常去听哲学系、历史系的课，读书涉及历史、哲学、美学、考古、地理等等，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吗？

王：我觉得学习的乐趣来自主动性，主动学习才快乐，被动学习就是苦差事、劳役。我一直以来都是主动学习，不会因为专业或学校的限制而被动接受学习。在湘大读书时，我不满足于只在中文系学古典文学、文艺理论、现代文学、外国文学，想探索更深奥的学问，所以我就去哲学系、历史系、经济系等专业旁听。这在当时湘大也是个奇观，大家都说我“这个系窜窜、那个系窜窜”，哈哈哈，后来我和各个系的老师、同学都认识了。

不过，旁听和中文系的必修课常常会产生时间冲突。哲学系有两门很重要的课，一个是德国古典哲学，就是从谢林、费希特、康德、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；另一个是西方20世纪现代哲学流派，包括存在主义、精神分析学、现象学等。我对这两个课程非常感兴趣，特别想去听，但和中文系两门主课时间冲突，于是我就只能在中文系翘课了，翘多了就被老师发现了，后来老师就找我谈话，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我觉得中文系的课可以自学，主动学习就能完成，而哲学系的课自己自学很难，坦诚地跟中文系两位老师说了想法之后，老师被我的求知欲感动，没打压我，但提了条件：可以旷课，但考试成绩必须进入全班前三名，否则就记旷课。当时湘大的规定是旷50节课就要开除学籍，两门课加起来100多节课，风险很大。我硬着头皮答应了，好在考试都进入了前三名，免除了被开除的风险。哲学系这两门课，对我后来考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帮助很大，如果没有在湘大旁听哲学系课程，如果没有和老师同学们讨论哲学问题，我根本考不上北大哲学系，当时湘大哲学系的王守昌老师还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。所以想跟大家交流的是，所有学习都必须建立在主动的基础上，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快乐，才能和知识成为朋友。

三、人生转折：从湖南到北京

何：主动学习才能快乐，快乐才能持久。快乐就不需要坚持，就像两个相爱的人，不小心就一辈子了，读书也是这样。其实知识是相通的，而触类旁通需要广泛涉猎。王老师现在能成为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应该也和当年广泛阅读有关，听说王老师大学毕业先在湘大留校当了几年老师？

王：这事说起来还颇有点曲折。当时对于谈恋爱，学校是明令禁止的。否则毕业分配会受惩罚，发配到边远地区，而我就是“受惩罚”者之一。我和我太太（她已去世十几年了）在学校谈恋爱，但我们从不偷偷摸摸，是同进同出的公开关系，而且我们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，没逛过公园也没看过电影。但管分配的书记对这事特别关注，结果三榜下来，我都被告知分去吉首大学，系里很多老师都为我力争，包括张铁夫先生、潘泽宏先生，但动摇不了系总支决定……最后是北京大学的胡经之教授写了一封信，校长张勇特批从七八级挪了一个留校名额给我，我才留下来。之后去北大中文系进修一年。到北大后才知道，胡教授当时有一个国家教育部门的文艺美学课题，要编写一本美学教材，让我去参与编写。所以其实我一毕业就去了北大，完成任务后回到湘大。回到湘大后，正好到了工作两年可以考研究生的期限，我就跟系里说想考北大研究生。我那时做了很多工作，在报名截止时间最后一小时，学校最终同意了。

1984年，胡经之先生停招研究生，哲学系的叶朗先生开始招收研究生，我只好从中文系考哲学系，难度一下子大了很多。中国哲学史、外国哲学史、伦理学、逻辑学这四门课我都没系统学过，只好硬着头皮系统学习，好在很幸运，我以总分和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哲学系。另外，当年还是第一届研究生英语考试使用托福模式，难度很高，很多英语专业考生都做不完12页纸的考卷，我居然提前5分钟做完了。到北大后，教务处通知我外语免修，读研究生不用再学外语，我当时很高兴，但也因此害了我，现在我的英语是“哑巴英语”和“聋子英语”，不会读、不会听，只会翻字典搞翻译。

何：从湘大到北大，是王老师人生的重要转折和崭新的开始，所以我们很想知道王老师在北大的求学经历和读书心得，能不能跟同学们分享一下。

王：好的。北大有其他高校不可比拟的校园文化、校园环境和师资力量，这也是我在北大进修一年后，下定决心重返北大读书的重要原因，再之北大老师也一直鼓励我继续深造。北大的优势很明显：一是开放，每天来自社会各界的讲座接连不断，阶梯教室、红楼礼堂等地方常办讲座，有校内的、校外的和国外的，非常丰富；二是课程多且任你选，并且鼓励跨系选修。很多老师开的课只有两三个学生，也会照样开，且教学比较开放，除了大课外，多是交流式、讨论式的；三是我在北大上学那几年，碰上了中国国学复兴的第一波高潮——美国、新加坡研究中国古代文化、古代哲学、古代文学的著名学者，以及台湾、香港研究国学的著名学者齐聚北京，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。我作为哲学系研究生，参与了书院筹建的服务性工作，比如编辑中国文化书院院刊，撰写学术综述和动态，接触到了很多顶级学术大师，比如杜维明先生、成中英先生、陈鼓应先生，和他们一起讨论国学问题。

我自己除了国学，还对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很感兴趣，这也是因为在湘大选修了王守昌老师的课程。当时我组织了几个师弟师妹，把北京图书馆、北大图书馆、人大图书馆、师大图书馆及社科院图书馆过往所有订的外文期刊翻阅了个遍，复印下所有和美学有关的文章进行解读，又按主要流派分类后，用半年时间编译了《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》。这本书成了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之一，当时比较著名，因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把西方20世纪哲学流派中的美学思想汇集成书。我在北大是进入知识海洋的畅游状态，在湘大，是饥渴，我对它的记忆是“煤油灯”。湘大寝室11点熄灯后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点亮煤油灯，继续学到12点甚至1点，四年都是如此，而且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跑步，洗冷水澡，向青年毛泽东学习，锻炼野蛮体魄，也不觉得疲倦。我每天走向教室，都觉得是去知识海洋里畅游，现在非常怀念学生时代那种对知识吸取的主动性和精神上的振奋。

何：王老师说读书就像点亮一盏灯，这盏灯能照亮心灵、指引前行的方向。每个人都要有目标，按着目标去走，才能稳步走向成功。读书就是一个自我充实、提升自己、享受快乐的过程，人生很多时候重要的就在过程，王老师有这样一个精彩的过程，也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我记得您还有一段难忘的教书经历，您是在北大毕业之后去了首都师大吗？

王：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，就已经给国政系双学士班授课了，所以我当时是一边读研，一边承担部分教学课程。北大毕业后，我去了首都师范大学，之所以选择首师大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。当时我本有机会留在北大任教，但北大相关负责人跟我谈话时表示，8年内不允许提夫妻两地调动的事，我觉得8年时间实在太长，有些难以接受。之后他们建议我到市属院校去，因为市属院校的进京指标不受国家机关排队限制，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，北京的市属院校不多，最终选择了首都师范大学。当时首师大负责人跟我说短则半载、长则一年，一定把我妻子和孩子调到北京，后来果然半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在首师大待了5年，但很遗憾，这5年里我基本没怎么上课，因为从80年代开始，我创作了政论片《河殇》，从那以后我基本上全年被中央电视台借调去工作。

何：那您后来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是在什么时候呢？

王：那是2000年的事了。当时中央工艺美院和清华大学合并，过去是以工艺美术为主，现在要强化美术学，于是设立了面向创作类专业的4个博士生导师工作室，在张仃先生和刘巨德老师的强力荐举下，我被聘为第一工作室的导师，我是最早受聘的一批博导之一。

何：在清华期间，您还带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吗？

王：当时带了两个，我们六个导师带两个博士。这两个博士现在成了很有名的画家，胡应康已经从国家画院退休，丘挺现在是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的院长，他们是享受到了最好的教学资源。

四、走出书斋，践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

何：王老师无疑是位非常优秀的老师，但大学讲堂供他施展的空间有点窄，所以我想，您后来从学校走出书斋、走向社会大课堂，到凤凰卫视制作《纵横中国》《文化大观园》《世纪大讲堂》等节目，其实是为自己的才华找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这正好契合我们今天“读书与行路”的主题，您在制作电视节目的过程中，既读万卷书，又行万里路，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。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，能不能和同学们分享一下？

王：好的。这次来，我特别想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话题——从大学校园和书斋走出来，从事电视工作与田野工作。当然，背后有很多复杂原因，这里就不细说了。但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。在北大读研究生时，我的老师宗白华先生生病，我一直在病床前照顾他，他在病床上反复叮嘱我：“你现在研究中国古典美学、传统美学，一定不能局限于从文献到文献，不能满足于做书斋学者。你看这些年我国考古成就这么大，很多新发现的文物是过去闻所未闻的，文献中也没有记载，所以研究中国美学，一定要多去博物馆，同时密切关注和跟踪新的考古发现。”这是先生在病床上对我的最后叮嘱，我后来走出书斋从事相关工作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愿望。

这些年来，我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，去过许多名山古刹，与不少高僧大德有过深度交流，同时我也几乎走遍了全部有重大考古发现的现场与工地，也进入过国内几乎所有重要博物馆的库房，亲手接触过馆藏文物和新出土的考古文物，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同明末董其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理念。在古代，这其实是一个梦想。比如董其昌本人，因为地位高、官职大，才有较多宦游经历，包括他曾乘船来过湖南，来的时候还特意将中国美术史上山水画的两幅珍品——董源的《潇湘图》和米友仁的《云水图》带在身边。进入湖南后，他打开画卷，对照着从船舱窗口看到的两岸真实风景，最后得出结论：真实的潇湘山水远远胜过画家画的景象，看过真实的潇湘后，画就可以收起来了！他用这种方式告诉后人“行万里路”的重要性，如果不走万里路，可能永远无法真正了解潇湘山水的真实面貌与状态。但古人很难做到“行万里路”，一方面是交通不便，另一方面是费用、条件等限制，所以“读万卷书”容易，“行万里路”难，两个都破万就成了古人的梦想。不过前年，我让朋友帮我刻了一方印章，上面是“读行破万”四个字，现在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，我既读过万卷书，也走过万里路，真正做到了“读行破万”。

从某方面来说，“破万”是很容易的。如果“万”是确指真的一万，那么古人的一卷书很薄，现在一本30万字的书，在古代可能要分成若干卷。有一年在湘西凤凰古城，黄永玉先生给我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人生岂得一知己”，下联是“学问何止五车书”。过去我们说“学富五车”就是学问渊博，而“人生岂得一知己”是对鲁迅的一副对联作反面文章，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先生是忘年交，写给瞿秋白一副对联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他认为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。我问黄老先生，为何要从反面来写，他说：“鲁迅活了50多岁，觉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但我们现在能活到八九十岁，如果一辈子只有一个知己，做人是多么失败。至于‘五车书’，东汉时用牛车拉的竹简，五车竹简印成现在的书，大概也就5本，一辈子只读5本书，多么可怜。”

“读万卷书”对现在的学者来说很容易，但“行万里路”确实需要一些条件。我很幸运，因为从事电视工作，有机会走更多地方。这几十年里，我制作的电视节目数量惊人，去年从凤凰卫视退休后，他们给我做了统计：不算进凤凰前给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各个电视台做的节目，仅在凤凰电视台期间，就有《寻找远去的家园》80集，《纵横中国》250集，《世纪大讲堂》700集，《文化大观园》920集——这个数量应该没人能打破了。这些节目都是行走和访谈的成果，所以“一边行走、一边读书、一边访问”，是一种非常好且有效的学习方式。

何：所以读书既要读有字之书，也要读无字的“大地之书”。在“读大地之书”的过程中，就像您说的，人生不仅能收获知己，还能结识更多朋友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大学读中文系，研究生学俄罗斯文学，后来博士论文却写的是围棋，题目叫《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》，所以外界把我叫做世界上第一个“围棋博士”，其实我拿的还是文学的博士学位，但确实也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，甚至我在围棋界的朋友可能比学界还多。确实，“行万里路”能让人增长见识，对世界和人生有更深刻的领悟，王老师的讲述，让我们受益匪浅。王老师有很多身份，外界把王老师誉为“中国第一知道分子”，但您自己好像说过更愿意做“中国第一学生”，因为制作节目的过程中，能接触到各个行业的顶级专家，学到很多东西，老师们称赞你是“读书种子”，您还曾称自己是“文化行者”。在这些角色定位中，您最愿意用什么来称呼自己？

王：好的，这里我要稍作说明。我曾获得过两个自己比较看重的称号：一个是2003年，全国50多家媒体投票选出的“中国第一知道分子”——当时有7位候选人，在上海金茂大厦发的奖，这个称呼其实有点“搞怪”，称呼出来后，很多人问我什么叫做“知道分子”，我很难解释，估计授予这个称号的人也没完全想清楚，可能是指我作为有学问的人，用知识影响社会时，在电视荧屏上谈天说地，出古入今，知名度相对较高。另一个是2017年的“中华文化人物”——这是在世界华人范围内评选的，这个荣誉我也很看重。

说到您刚才提到的定位，我想起读书时的一个体会：读书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疑惑，只有读得多了才发现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书里很多东西其实是有问题的。比如朱光潜先生、宗白华先生都翻译过很多国外美学和哲学专著，我在湘大时读这些书，对他们崇拜得不得了——这么深奥的东西，只有像他们这样在海外留学九年、十年以上的学者，才能翻译出来，没有他们，我们根本接触不到这些深奥的思想学问。但后来读多了，就开始产生疑问。比如朱光潜先生翻译的黑格尔《美学》三卷本，我反复读来读去，就开始挑错了，我挑出40多处觉得可以商榷的地方，寄给商务印书馆。真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。”后来到北大读书，又是学美学，心想一定可以被这位美学泰斗耳提面命了。可惜，朱先生年事已高，身体不好，被校方严密保护，直到老先生辞世，始终缘悭一面，终身引为憾事。在北大读书，我才发现，这些老先生翻译时很主观、很有选择性，这一段翻不了，就扔掉不翻。我先是不明白，后来才领悟，这些确实是“不可译”的，就像佛经里有很多“不可译”的东西，就变成了“咒”，有些名词无法翻译就采用音译，比如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、“波罗密多”。

我之前带师弟师妹翻译西方现代哲学流派与美学思想的文章时，也遇到过类似问题：有些段落每个单词都认识，但组合起来完全“不可译”，要么硬译，要么像前辈们那样扔掉不译。但我更倾向于“缺如”——保留空缺，这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。另外，读历史书时，我们会在脑海里想象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和三维空间，但只靠读书，很难准确想象出这种空间感，只有到现场去，才能有直观感受。比如长平之战、阴平之战，为什么会打成那样？到了事发地，一看地形就全明白了；再比如，秦始皇的驿道从秦国进入晋国，翻过太行进入中原，古代的车来来去去，居然能够把太行山的花岗岩辗出一尺半深的车辙，看到这些车辙，你会真切感受到，这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痕迹，历史瞬间就变得立体起来，而且可以触摸。

我在考古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发现，跟搞考古的人说，他们也很惊讶：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重大聚落遗址，在选址上从北到南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会在中轴线北边，选择一座像金字塔的山峰作为“靠山”。但之前搞考古的人往往不关注这种环境因素。大家可以想想，北京城的设计者以及重大村落的选址，会不会考虑环境？肯定会，中国很早就有风水学了。那么古代聚落遗址难道没有原始风水学吗？为什么在某个地方建祭坛、修女神庙、埋青铜器？一定有原始风水学的讲究。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，到渑池的仰韶文化遗址、余杭的良渚文化遗址，再到宁乡的黄材乡商周遗址，你会发现，这些遗址的轴线北端，都有一座金字塔形的山，和周边不规则的山截然不同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。为什么西亚、南美金字塔和东亚古代重大聚落遗址的靠山都是三角形的？几何三角形对古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为什么世界各地不相通的文明之间会有这种共同认知与选择？什么意识在里面起作用？这里面很值得深入研究。我认为，三角形的审美性与稳定性是重要原因，而且它是大自然中天然少见的形态，一旦在大自然中发现一座很规则的三角形的山，古人就会将其视作神山，并以它为靠山，将祭祀、聚落相关的重要建筑建在它对应的中轴线上。

何：王老师刚才提到“知道分子”，外界有很多解读。我突然想到，为什么是“知道分子”而不是“知识分子”？一方面，现在大家好像觉得“真正的知识分子”越来越少，甚至“知识分子”有时还带有了一点负面含义，所以才衍生出“知道分子”这个说法；另一方面，“道”可能和“道路”有关，正好契合我们今天“行路”的主题。王老师很好地把“知识”与“行路”结合起来，走出书斋，一边读书、一边增长见识、一边行万里路，“知识”更多地是在纸面上，知有时也在“道”中。再者，“道”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核心概念，既可以指儒家的伦理之道，也可以指道家的天道、自然之道。老子说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“道”代表世界的本源，虽然不可言说，但能从自然中体悟到它的存在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知道”或许是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目标，没人敢说自己真正知“道”，但这可以成为我们的目标。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道很玄妙，却又存在于日常生活中，禅宗也说“担水砍柴无非妙道，行住坐卧皆是道场”，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学习的过程，其实都是体悟“道”的过程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更愿意把知“道”理解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。行路、探索中总会有新发现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在座的大多是同学，中国的未来就在他们身上，今天我们讨论读书、求学、行路的话题，王老师能不能给同学们一些建议，比如怎么读书、怎么规划人生。

王：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不可重复的，你终究要走自己的路，当你走到人生某个阶段回头看时，会觉得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尽管有风雨坎坷，但它们都会成为人生中宝贵的财富。我不是以“成功者”的身份说大话，而是到了像我这个年纪，回顾人生的时候，真切觉得这段过程是必然、合理且有价值的安排。有一点很重要——主观意志，也就是主动性，对人生的主动性、对事业的主动性、对读书的主动性，甚至对交朋友的主动性，这非常重要，不过，这种主动性有时也需要“无为而治”。很多人让我写励志的话鼓励孩子，我说我不擅长励志，因为我自己从没“励志”过，我崇尚道家的“无为”精神。但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是抱着顺应自然、顺应命运、顺应复杂条件的一种与波浮沉的智慧，并非消极懈怠。第一要做到“弱其志”，不要把志向立得太过高远、高不可攀，否则一旦受挫，容易悲观放弃；第二是“虚其心”，要虚心，像山谷一样“空”、河床一样“洼”，才能包容万物；第三句极其重要，“强其骨”，你的“筋骨”要强劲，抗打击能力要强劲，不气馁，“吃得苦，霸得蛮，耐得烦”——湘军精神就是“强其骨”。如果能做到这三点，不用强求，命运自会给你答案，你要做的就是“动而与阳同波，静而与阴同德”，与波浮沉，这是道家的处世之道，也是减少人生摩擦与无谓牺牲的策略。

何：感谢王老师分享“弱其志，虚其心，强其骨”，如果再补充一句，就是“实其腹”，像王老师一样，让自己满腹经纶。王老师不仅是学者，还是运动健将，在父亲的督促下，从小就跑步、打排球、打篮球。

王：哈哈哈哈，我高中是在体校读的，读了三年。

何：王老师还差点成了羽毛球专业运动员，要是您当时成了运动员，可能世界上就少了一位著名学者，但有可能会多一位世界冠军，所以人生的得失很难衡量。“强其骨”确实重要，要有好身体，这“骨”当然也可以指“风骨”；记住这几个字，同学们这辈子可能都受用不尽。

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就像围棋里“烂柯”故事，“山中一局棋，世上几百年”，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思想的快乐。王老师的主持的《世纪大讲堂》被称为“思想的盛宴，学术的殿堂”，今天，感谢王老师把这场盛宴、这座殿堂带到了娄底，带到了湖南人文科技学院，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王老师！为了表达我个人的感谢，我想送王老师两本书：一本是我的散文集《湘水长长何处是故乡》，它写我从永州到湘潭再到长沙的生活，都与湘江有关；另一本是写给湘大的《南山南北山北》，有湘大校友说这是何老师“写给湘大的一封情书”，今天为了表达我的感激，也把这份“情书”送给同是湘大校友的王老师。

希望下次还有机会，请王老师再来传经论道！